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终于公开表露了自己对高房价的看法。俞正声说，“房价不能高，不能再涨了”。俞正声指出，现在的房价对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而言还是买不起。“刚工作五年，一个月也就三四千块钱，我们现在的经济适用房标准是7年，7年之后收入能有多少？” “买不起啊！” 俞正声在仔细地为在上海工作的年轻人算了一笔账后，语重心长地说。
至此，一线城市的高层已对高房价的问题全部表态。同样，民众反应也十分强烈。就上海而言，上海有280万年轻的白领，人数之多居各大城市之首。这些白领的平均月薪为5200元，年收入仅仅为6万，而现在上海的外环平均房价都达到16000元，内环35000元。买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在外环要140万，不吃不喝也要23年。就是最远的郊县也要6000多元的均价啊。
从广州的力降房价，到深圳的“不需救楼市”，再到北京上海高层的最后表态，一线城市已经完成了对高房价危害的认知过程。一线城市的企业内迁、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社会失业率的增加、消费市场的激而不活、一些官员的贪赃枉法……基本都是高房价导致的。中国社会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以高房价为平台展开对中产阶层和普通民众的财富掠夺，而且持续三年，可谓旷日持久，一直到把中国经济推到非要硬着陆的边缘。
现在，一线城市的政府高层对高房价的问题，都说出了老百姓爱听的话，可高房价究竟往何处去呢？政府高层的表态，究竟是真正为民着想，还是人代会上一种象征性的表态？这是令人揣摩的。因为我们已经看见过态度这样的现象，那就是领导表态归表态，事情还是不了了之。再说，广深两地政府高层早就作了表态，而实质性的房价并没有降多少。严格的说，只是相对前期被炒作出来的高点，跌去了40%左右，实际的房价还是偏离市民的实际购买力。
政府高层的表态，应该是一言九鼎，掷地有声，不能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在中国的经济领域，政府的作用太大了，这不是什么凯恩斯理论的问题，而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体制决定的。尤其在涉及民生问题时，政府欠账太多，到了该偿还的时候。政府曾经想赖掉这笔帐，到现在才明白，原来这笔帐是赖不掉的，所谓用市场手段来解决，只能是增加更多的欠账。我们在教育、医疗、住房问题上，的确都曾经推给了市场，但问题是一见有利可图，地方官员纷纷插手干预，结果，一个个地方官员都形成了一个大的财富家族，富可敌国，而民生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这就是高房价问题的实质。
从宏观经济的发展来说，政府应该从房地产的纯投资市场中，划出一块，形成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让老百姓能够消费。住宅消费市场主要满足的民生所需，倡导和发挥住宅产品住的功能。首先，我们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确认城市居民住宅用地的所有权，只有用公民地权证的方式才能维护公正和平等，有了公民地权证，就不存在70年产权的问题，一揽子解决了可能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带来麻烦的房地产权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在住房问题上就是间接剥夺了城市居民住的权力，也就无从解决民生所需。
作为中国一线城市的高层，如果不是为了象征性的表个态，就应该为中国民众的未来着想，切实的还地于民，因为宪法决定中国城市居民天生享有的基本权利。当然，这不仅仅只是一线城市的问题，但是是一线城市能够大力推动的问题。否则，我们现在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都是短期行为，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纵观二十多年来，中国房地产的发展，重要问题就是对公民居住地权问题模糊不清，宪法上明显确认，现实执行过程却违反宪法，怎么可能长久呢？
看看我们现在的商品房开发模式，我们就应该知道，当初为了尽快对外开放，整个模式都是从香港借鉴过来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香港在英国人手上的地权问题，和中国城市在中国人手上的地权问题，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英国人只拥有香港100年，而中国人拥有中国的主权是永久的，因此，香港可以进行住宅用地的招拍挂，可以进行炒楼花（商品房预售），而这一套是英国人在本土根本就不用的东西，我们却原封不动拿过来，不可能不失败。正视这种体制设计上的错误，并予以改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