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超级城市 光“大”是不行的

　　中国人，什么事情都喜欢搞大，对“大”无限崇敬。当年禹治水搞得好，被尊称为大禹。秦王朝横扫六合统一六国，于是叫大秦。跟着一顺溜下来，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也不管是不是真的很强悍，总之都说自己大。到了今天，国家真的强盛起来了，于是大张声势、大兴土木地要建国际化大都市，满脑子都憧憬着这样的城市越多，我们就越能够随便撂句话都能在国际上砸个坑。然而种种的烦恼和困扰，却也随之而来。
　　
　　所谓的国际化大都市或者说超级城市，必定有一些金灿灿的硬指标，比如千万级人口；外来（移民）人口众多；跨国企业林立；第三产业发达；城市基础设施与市政服务先进；知名展会与传媒机构多如牛毛；注重生态文明；人均GDP数万美金等等。这样的城市不仅给国家长脸，也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水平的重要标尺之一。所以，我们国家迫不及待地要建设更多的超级城市，在世界范围内更大声发言，这样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急于求成的方法是否合适，这个就要另说了。
　　
　　中国缺很多东西，大概最不缺的就是人。一个城市搞超级城市，必然会有很多已经和即将强于周边城市的条件，这样就会把其他许多城市、城镇和乡村的人吸引进来。越来越多的人往这个城市里涌，必然导致城市的运转负荷越来越重；治安与管理越来越难；土地和房屋越来越精贵；居住生活的成本越来越昂贵；环境与资源越来越贫瘠。到了后期，甚至大多数人已经很难对这座城市产生拥有感，反而沦为城市的奴隶，在高速的城市节奏逼迫之下苦不堪言。就连城市本身，也会因为“城市病”而出现明显衰退。这样的例子远如纽约、东京、墨西哥城，近如北京、上海、深圳已经摆在眼前，两相权衡，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必要不顾一切地去建设那么多特大城市，答案绝对不是唯一的。
　　
　　关于如何避免过度城市化，我的建议是一定要牢记房地产调控的前车之鉴，首先必须尊重人口、资本与资源趋利避害的先天自然属性，懂得“堵不如疏”的基本客观规律，与其出台诸多治标不治本的控制、限制、禁止措施，不如在供给的源头上科学规划，事半功倍。说白了，就是缩小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距，有意培育更多新兴的都市，从而使人口、资本和资源自发地分流，接近均匀分布。这个道理是相当简单的：当人们渐渐发现不用漂泊在北京的街头也可以寻到飞腾的机遇；无须踯躅在上海滩也能够实现个人的价值；勿用辗转在深圳的十字路口也容易挣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发现就在离自己家乡不远的地方甚至就是自己的家乡本身，同样有大把的事业机会和高品质的生活享受，自然就不会还有那么多人离乡背井，咬着牙在茫茫人潮中麻木地涌入同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
　　
　　即便是对于那些已经“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准超级城市，也并不是没有调理的方法，比如采用多个中心城区的组团式发展，在组团之间注重打造生态绿地、休憩空间作为城市缓冲带，同时配以高效完备的交通体系。而组团自身则侧重打造完善的城市功能（如就业、居住、医疗、教育、购物、娱乐等），优化产业结构，尤其重视居民幸福指数而不仅仅把GDP作为头等大事。这样一来，超大城市也可以变得更健康。
　　
　　我们这个民族本源上是恋旧的，对乡土的依恋情结尤重。然而眼下的现实是，几乎只有在省会或者直辖市，那些对生活品质、事业成就和自我价值有要求的人们才能够找到最适合的生存空间，于是割舍自己的家乡、忍受城市病的漫长折磨竟成为无奈而笨拙的选择。我希望看到的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彻底抛弃那种认为只有超级城市才能给中国带来美好前景的偏激想法，以一种更宽容、更平静、更睿智的心态去审视我们的国土，积极培育出一系列能够把人们留下来的新兴中型城市，从确保使我们自己可以在这个国度生活得更加和谐、舒展和快乐。